案子刚到法院，我们去阅卷，法院急吼吼的要开庭，开庭时间还没确定的情况下，就让签开庭通知书。

我们申请追加被告人，因为卷宗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涉案单位和主管人员构成犯罪，但是检方仅仅起诉了两个不构成犯罪的人。典型的案外因素干扰，才有这个刑事案件。

但是法官却说，起诉是检方的职责，我们只能被动审理。追不追诉，你去找检察院。

显然，这个推辞不高级。任何人发现犯罪线索，都有权建议司法机关追诉，何况是法官，何况法官有建议和通知检察院追加诉讼的法定职责？！

遇到不止一个这样的案子，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，只对所有涉案人员中地位最低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，对职位高的、作用大的主导者和单位不追究任何责任。明明知道那些人才是真正的犯罪者，但是放纵，不追究，对这些无辜的背锅者却想尽一切办法把案件做实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轻了说，是惰政；重了说，是犯罪。

当然，这么说，很多人又要不高兴。

遇到这样的案子和法检人员，让律师怎么办？

不做抗争，配合法院开庭？在庭上热热闹闹的争论一番。即使提的无罪辩护观点明确、论据确实，但是，敢指望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吗？

最近出现的刨祖坟式辩护，成为热议。这背后是怎样的无奈，又是怎样的现实才把律师逼成这个样子？

看到张庆方律师为了吴敏案的辩护权，不得不与法援律师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如果当事人连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，还奢谈什么公正？

昨天还在跟当事人和法检人员说，我不是死磕律师，只想案件能够严格依法办理，实体和程序，都严格依法。我们要的不是法外开恩，是公平公正地审判，是依法司法的判决。

这些原本就是法律的最低标准，这两个案子里，却成了诉讼中的奢侈品。

曾多次尝试跟承办检察官和法官沟通，追加诉讼相关单位和个人，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抗拒。

对检察官来说，他们也非常清楚案件的实际情况，但是管不了，拿出个人意见后，上检委会，执行决定就行了。不会，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案件而给自己惹麻烦。追诉？侦查机关都没有立案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！

对法官来说，我只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，追诉与否是检方的责任，与我无关，我只要把手头的当事人开庭、判了，走完程序，就行了。不服判决？你们可以上诉，我没有意见。

可是大家都清楚，目前的二审还有多大意义，改判的概率有多大？既然检察和一审阶段就发现了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纠正，非要把问题拖到二审，再审？难道法检人员不知道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吗？非得逼着当事人走上漫长的申诉、上访之路？

这到底是在办案还是在草菅人命？

面对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，如果律师也一样，走个程序，跑个过场，当事人的权利谁来保障？

总有人说，没有律师，司法程序也不会有问题，大量没有律师介入的案件都正常判了，也没有上诉，正常执行，结束。律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

当然，我们热切期盼这样的现实成为常态。如果每个案件都公平公正地处理了，作为律师，我宁愿失业，宁愿中年改行。

可是，那些被判了刑的当事人，可以扪心自问，你的案子是不是罚当其罪？是不是判的过重？有没有被冤枉？签认罪认罚的时候，是不是完全理解了这个制度的内容和意义，并且是完全自愿签订的？

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，可以问一下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每个案件都公平公正地处理了，且不说这个公平公正是不是百姓理解或者法律所规定的。认知可以有插本，但至少得对自己有所交代。

更常见的情况是，法检人员因为在体制内呆的太久，与百姓生活的距离太遥远，逐渐失去百姓视角，常常不自觉地站在上帝的角度俯视这个世界。办案中，当事人和辩护人提出无罪或者罪轻辩护时，他们总是质问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钱来源非法？你不同意他去骗人，他怎么说你同意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没有犯罪？我认为你构成了犯罪，依法应当判处有期徒刑......

还有不少法检人员，喜欢当庭对被告人进行训斥，美其名曰“教育”。如果真把自己当“父母官”，为什么不在涉嫌犯罪的行为没发生时，多做点工作，多点货真价实的帮助？

讲法律的审判席，还是好好讲法律。

远离社会，远离百姓，远离生活的法律人，不足以谈案件。